中国古代小说的兵器书写

中国古人对待兵器的态度一向矛盾，二十四史中虽有不少关于战争的描写，却甚少涉及交战双方所使用的兵器.这大概是由于古人推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谋略，却相对轻视作为战争辅助的具体器物及相关技术，以至于将兵器的制造及使用都划入奇技淫巧范畴.另一方面，正史中缺席的兵器书写在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学样式的小说中却大放异彩，不仅种类繁多、名目奇幻，而且威力巨大极具想象色彩.兵器书写的繁荣曾引起学界注意，如针对剑这一特殊文学意象学界的论述就层出不穷，刘爽《楚辞中剑意象的文化解读》、陈可《唐诗中的剑意象初探》、张瑞君《论李白诗歌中的剑意象》等均为代表；在小说研究领域，兵器书写也曾引起相关学者的兴趣，尤其是针对神魔志怪之作中的某些特殊法宝，王立等学者从母题和原型等视角切入，对特殊兵器出现的心理学、宗教学和人类学契机进行系统分析，其中王立《飞行器与神行术母题的外来佛教文化渊源》、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描写的形态与功能》《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社会心理学审视》《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宗教学审视》《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人类学审视》等系列论文可为代表.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我们的关注焦点一直以来都集中在作品中某一种或一类特殊兵器上，将古兵器整体作为关注对象，以此切入小说的文体特征者并不多见.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兵器因参与战争而受到关注；文学反映生活，兵器才能以文学之形式呈现.作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各色兵器在文学作品中除拥有个体特性之外，是否具有作为类型的共性？小说对兵器的书写又是否会有文体上的特殊要求？这些问题有必要得到进一步论证.文中以社会历史批评与细读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小说的兵器书写进行粗略梳理，归纳、总结作为文学书写对象兵器的主要类型、表现特征以及叙事功能，试图在此基础上探寻古代小说的创作规律.

1 古代小说中的兵器类型

兵器的出现首先是作为帮助人们进行斗争的工具，在战争中击打杀伤对手，使其丧失战斗力是兵器最基本的使命.随着社会发展，兵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丰富，比如某些特殊兵器慢慢具备了标示人物身份地位，甚至进行游戏、娱乐的功能.这些在文学作品中自然有相关表现，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现实兵器的种类无法满足文学描写的需要，文学家们于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超现实兵器.以下就从现实与超现实两个维度对古代小说作品中的兵器进行分类论述.

1.1 古代现实兵器

作战兵器.作为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普通作战兵器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凡涉及战争题材作品中大概都不乏其身影：《尚书·武成》以“血流漂杵”形容牧野之战的惨烈，虽然孟子率先对战争描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上古战争中以大盾作为主要的防御性兵器却基本无疑[1].《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时，楚国的状态还是“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进入青铜时代之前楚国人只能以木制弓箭作为常规武器，可见其贫弱.《三国演义》虽以“七实三虚”的小说笔法表现历史，但当时战争常以弓箭(草船借箭)、标枪(马超及其西凉兵团所长)等为主要武器.《水浒传》中大破连环马的钩镰枪，《说岳全传》中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抵抗金兵的铁滑车等也多属此类.

非作战兵器.出于兵器的实际作用以及人们的喜爱，除了在正式战场上出现兵器之外，兵器作为礼仪的佩饰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非战争场合.《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渤海儒生隽不疑曾盛服带剑谒见太守暴胜之，门下欲使解剑，不疑却宁愿“请退”也不解其佩剑.古人对之近乎崇拜的佩剑，其实并不是战场上用于近身格斗的普通兵器，除了防身和装饰，它承载更多的还是礼仪文化上的功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虽然十三岁已即秦王位，但直到二十二岁“冠，带剑”之后方才亲政.《初学记》“武部·剑”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2].可见剑已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进入日常生活，其佩戴需遵循特定的礼仪规范.《三国演义》中曹操以献帝金鈚箭射鹿而引呼万岁，此时的金鈚箭就非单纯的射猎武器，更是天子威仪的象征.正因如此，曹操此举才成为他篡汉的罪证之一.明清小说、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尚方宝剑、打王金锏等也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物.赤壁之战中曹操大宴长江、横槊赋诗，左右侍御亦“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此时的兵器槊、戈和戟亦当为仪仗之用.

文章来源：《航空兵器试验靶场》 网址: http://www.hkbqzz.cn/qikandaodu/2020/0919/508.html